在上億元等級大獎頻出的刺激下，國內彩票規(guī)模迅速擴大。據財政部公布數據，7月份，全國共銷售彩票182.05億元人民幣，同比增加49.31億元，增幅37.1%。

　　彩票發(fā)行對推動社會公益事業(yè)發(fā)展具有積極的作用，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發(fā)行規(guī)?？梢詿o限度擴大，其中所引致的風險必須引起關注。畢竟彩票絕非新財富創(chuàng)造，如果巨額社會資金長期沉淀于此，反而會形成資源浪費之弊。尤其是在國內彩票丑聞尚未得到徹底厘清之前，主管部門應更注重彩票監(jiān)管與制度革新工作。

　　我國民間資本的投資理財渠道一直都較為狹窄，當下股市投資氣氛低迷、通脹預期加劇，民間資金希望通過彩票“以小博大”、斬獲厚利的希望升溫。在這些因素的共同推動之下，國內彩票呈現了熱銷之勢。但更應當指出的是，彩票是一種精神娛樂產品，而非投資理財產品。博彩的過度發(fā)展會助長社會投機心理，抑制實體經濟的發(fā)展。如果彩票這種“吸水”效應演繹無度，就會對私人投資產生負面的擠出效應。因此，有關部門對于國內的“彩票熱”應做出客觀評價，以避免其對經濟平穩(wěn)運行造成負面沖擊。

　　彩票是一種公益博彩游戲。遺憾的是，國內彩票丑聞屢屢曝光，給該產業(yè)的誠信度蒙上了一層陰霾。近期，第11086期雙色球開出了5億余元的頭等獎，但中獎者卻遲遲沒有現身，以至于媒體測算其每日的利息損失就高達6000多元。更有聞者猜測，其中必有“隱情”，因為這筆獎金是由113注514萬多元的頭獎組成，如此“職業(yè)”的巨額押注，不免讓人懷疑。大獎得主如果最終棄獎不領，反而意味著其中“或有深意”。其實，大額中獎者陷入誠信危機并非首次。此前，就曾有“西安寶馬彩票案”與“深圳木馬制造福彩大獎事件”等造假丑聞頻出，暴露了國內彩票銷售終端硬件條件差、制度設計存在明顯漏洞等問題。

　　中獎率低會降低彩票的吸引力、中獎率高又引致坊間對其公信力的質疑，中國彩票業(yè)的前進之路面臨考驗。其背后，固然有成長沿革較短、技術滯后等客觀因素，但更為重要的則是制度體系仍存漏洞。從美國經驗看，在成熟的彩票運行機制下，人們對超級幸運兒免不了艷羨之心，但嚴謹的游戲規(guī)則卻能消弭抱怨之氣。美國的彩票通過代銷商銷售，各州通過《彩票法》明確上述部門的權力和責任等。美國彩票的監(jiān)督機構共有三個，其中由當地居民組成的監(jiān)理委員會最為重要，負責監(jiān)督彩票的發(fā)行機構、盈余資金用途等事宜。另外，美國還設置專門的稽查機構，由獨立的管理分析人員組成，負責檢查內部工作人員、經銷商以及電腦和資料等方面的安全工作，以確保開獎和兌獎的公正性。從這些做法中不難看出，美國彩票業(yè)管理之重就在于“透明”二字，信息對稱是呵護彩票公信力的法寶。

　　相形之下，我國彩票業(yè)需要從制度源頭進行改革。從管理框架看，財政部是國內彩票的監(jiān)管部門，發(fā)行主體只有隸屬于民政部的中國福利彩票發(fā)行中心和隸屬于國家體育總局的體育彩票管理中心，按省級行政區(qū)域組織實施。這種制度有兩處“先天不足”，其一，財政部、民政部與國家體育總局均隸屬于國務院，在彩票市場形成了同級政府部門監(jiān)管的特殊關系，難免影響監(jiān)管工作的嚴謹性與力度。其二，“雙寡頭壟斷”式的發(fā)行模式屏蔽了市場競爭機制顯效，難免滋生暗箱操作的空間。而且，銷售機構與行政部門邊界不明，部門利益充斥其間，不利于彩票社會公益性的充分體現。恰因此，我國亟待從法律的高度，對彩票的監(jiān)管方式、發(fā)行條件、獎金分配、中獎規(guī)則、信息公開等核心要素重新規(guī)制，暢通相關信息的傳遞渠道，封堵彩票權力尋租的漏洞，指導彩票業(yè)回歸純公益屬性。